大国的崛起和衰落。尽管这个话题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但事实上，这是每个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应该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紫禁城里的警示 

　　最近有机会参观了第一历史档案馆，里面陈列着一些明清时代重要的历史文物，其中有一件不太起眼的文物，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一块木制的牌匾，立于顺治12年，颇有肃杀之气。匾上的文字是这样的： 

　　“中官之设，虽自古不废，然任使失宜，遂贻祸乱。近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刘瑾、魏忠贤等，专擅威权，干预朝政，开厂缉事，枉杀无辜，出阵典兵，流毒边境，甚至谋为不规，陷害忠良，煽引党类，称功颂德，以致国事日非，覆辙相寻，足为鉴戒。朕今裁定内官衙门及员数执掌，法制甚明，以后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属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特立铁碑，世世遵守。” 

　　大概意思是说，明朝宦官当政误国，导致国家崩溃了，所以清朝就要严防宦官干政，以后但凡有清朝的宦官犯法干政，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据说最开始的一块牌匾是铁制的，后来用木匾复制了很多块，在紫禁城的多处都悬挂着，时时提醒和警示太监们。 

　　这块牌匾的背后，折射了康乾盛世的原因。台湾人傅乐成所著的《中国通史》中，有这么一段文字：“中国历史上促成改朝换代的内在因素，不外四端，即：外戚、宦官、权臣和藩镇，但满人能使这四种因素的危险性，减到最低的程度。”也就是说，清朝建国后，总结了历朝历代出问题的原因，无非是四个，及外戚如吕后篡权，宦官如明朝魏忠贤，权臣如司马懿篡位，藩镇如安史之乱。于是清室用了很多的制度安排来降低外戚、宦官、权臣和藩镇对政权稳定的威胁，紫禁城里的这块牌匾便是威慑太监的制度安排之一。这些努力果然很奏效，清军入关，作为异族入主中原，不到几十年的治理，便迎来了康乾盛世，长达近150年。 

　　在第一历史档案馆中，还珍藏着另外一件文物，是乾隆皇帝登基那年的元旦开笔，在洒金宣纸上手书了昭告天下的祝福，上面的文字是：“元年元旦海宇同禧和气致祥丰年为瑞”，并且“愿共天下臣民永享升平”、“所愿必遂所求必成吉祥如意”。此时的乾隆皇帝，志满意得。他有足够的理由，因为此时的中国，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一，而且还是全世界最有秩序的国家，所谓礼仪天下。这一年，是1736年，离宣告清王朝走向崩溃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相距大致正好100 年。 

　　1840年，英国派遣舰队和4000人的远征军，从广州一直打到天津大沽口，所向披靡，拥有100万军队的清朝被迫乞和，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开启了此后绵绵不绝的不平等条约的历史。随后的100年中，中国人民一直在痛苦中挣扎。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新生的王朝，清朝将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中的诸多错误加以纠正，完善了各种制度安排，尽量消除了各种威胁政权的因素，做到了几乎最好，而清王朝也因此而迅速崛起，进入康乾盛世。但不幸的是，清王朝的文明是一个封闭的文明，它不知道在遥远的欧洲悄悄兴起的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文明，清王朝的文明也是一个落后的文明，它极尽所能地自我完善，但仍然是一个相对落后的文明，当清王朝的文明最终与外来文明碰撞时，便不可避免地一触即溃，转瞬之间，由盛而衰。 

　　澳大利亚的兔子 

　　封闭的文明有一点像封闭的生态系统。澳大利亚是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它在5000万年以前飘离了大陆，尽管幅员辽阔，但是几只小小的兔子就差点儿把它的生态系统毁灭。早期欧洲移民带了几只兔子过去，兔子在澳洲没有天敌，结果很快泛滥成灾，到处都是兔子，澳大利亚的生态系统几近崩溃。最后，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发现了一种蚊子，它能够在兔子之间传播病毒，把兔子给治住了[注55]。无独有偶，澳大利亚生态系统还崩溃过一次，不过这一次不是因为一种动物，而是一种植物。在1860年，澳大利亚人从南美引进了仙人掌，省得在自己庄园周围筑篱笆，结果澳洲的气候过于适宜仙人掌生长，最后整个澳大利亚到处都是仙人掌，生态系统又几近崩溃。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又经过了艰苦的努力，发现了一种能遏制仙人掌的夜蝴蝶，总算最后找回了平衡。 

　　和生态体系类似，封闭的文明也很脆弱。一个封闭的文明可能看着很辉煌，但是如果它不知道别的文明正在兴起，就可能处在一个极端危险、极端脆弱的境地中。清朝就是因为错失了市场经济的新文明，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所以当西方的坚船利炮到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根本无力抵抗。 

　　因此，真正的崛起一定是一个开放的文明。未来，我们在推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一定要开放胸怀，不断了解、消化和吸收所有最先进的文明要素并为我所用，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地崛起。 

　　美国为什么会崛起 

　　前些年央视拍过一个纪录片，叫《大国崛起》，策划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他们的内部座谈会。我当时给他们提了一条建议，建议他们的片子总结一下各个国家崛起共同的规律，这样可以更好地为中国的崛起所借鉴。大家说，好像看不出有什么共同的规律，我说，至少有一点是可以成立的，那就是，哪个国家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文明，就一定会崛起，不管它多么弱小，自然条件有多差，也势不可挡。 

　　十七世纪的荷兰，崛起成为了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的面积非常狭小，4万平方公里，大约两个半北京，而且国土面积的70%处在海平面之下，往往一次潮汐袭来，就化为沼泽。但是，它掌握了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文明，自由贸易，当然，自由贸易的前提是宗教宽容。大家都知道，中世纪的欧洲宗教迫害非常严重，一个人会因为另一个人相信的上帝跟他相信的上帝长得不一样，就一定要把对方置于死地，但荷兰人不一样，他们说，我不关心你相信的上帝长得什么样，你只要到我这里来做生意，只要交税，我都欢迎，只是这么一条，阿姆斯特丹就成为当时欧洲最繁华的市场。他们继而将贸易扩展到海上，成为了闻名世界的“海上马车夫”。所以这个国家的立国原则中，有一种崇尚自由贸易的精神。在十七世纪中叶，这个国家就已经几乎拥有了现代金融市场上的一切工具，包括买空、卖空、杠杆、期权等等。荷兰人后来移民去美国，他们给所在的城市起名叫新阿姆斯特丹，这就是纽约的前身。《伟大的博弈》的作者，美国金融历史学家戈登有个观点，正是因为这么一群热爱交易的人跑到了纽约，才有了华尔街的兴起，这有一定的道理。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荷兰崇尚自由交易的痕迹，在阿姆斯特丹，你会发现这里可以公开交易世界上绝大部分地方都不允许交易的两样东西：第一是性；第二是大麻。 

　　无疑，十八至十九世纪，英国的崛起缘于工业革命，而十九至二十世纪，美国的崛起则是因为，第一，自由经济，第二，资本市场。 1789年，美国建国，此前的两年，1787年，当时美国只有13个州，他们在一起搞了个约定：州和州之间不允许有贸易壁垒。这在今天已经不算什么，但大家可能不知道，1787年的法国，从里昂到马赛，不到1000公里，运一车货物过去要交50次以上的税负。所以美国一旦建国，就以最快的速度超越了欧洲，为什么？因为自由市场的经济体制促进了物资、人才和资金的迅捷交换。美国金融体制从一开始也遵循了类似的原则，资本市场和华尔街一直在美国经济体系中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使得资本以最快的速度流动，各种生产要素也得以证券化并以最快的速度交换，在美国经济崛起的每一个里程碑中，无论是重工业化，还是高科技浪潮，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资本市场的身影。 

　　我最近读《世界通史》，注意到一个算不上非常引人注目的事实，充其量算是历史的注脚，但却很能说明问题。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剩下了三艘航空母舰，1943年，两年之后，美国有多少艘航母？50艘。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强大的重工业，美国的重工业背后是什么？美国的资本市场，所以战争往往也是经济制度和金融制度的竞赛。所以我当初翻译《伟大的博弈》的初衷，一方面是希望大家了解资本市场的演进历程，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大家能从中探究美国崛起的根本原因。事实上，华尔街在推动美国崛起进程中的作用是无法替代也不能低估的，在某种意义上，美国之所以能够崛起，根本原因在于其掌握了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先进的经济文明，有其必然性。我们现在要推动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崛起，也必须要了解和掌握资本市场，这样我们才能站在其他人的肩膀上，比他们走得更好，也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的崛起。 

　　大国的衰落 

　　有国家兴起，也有国家衰落。很多人说，美国的崛起是因为地大物博。如果大家到过美国，印象应该非常深刻，美国的确地大物博，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到过阿根廷，你会发现，阿根廷更是地大物博。这个国家的面积是美国的三分之一，但人均可耕地面积是美国的将近2倍，且白银、铜矿、森林等各种物产丰富，而人口只有 4000万，略多于我们中国的一个城市，重庆。所以人均资源的丰富，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无法比拟的。列举一种很多人不太关注的资源，便可见一斑，这种资源叫水资源。2008年，我们访问阿根廷，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机场一出来，放眼望去是一片汪洋。我们当时感叹，大西洋(600558,股吧)真是浩瀚无边，接待我们的阿根廷人乐了，说这不是大西洋，这是一条河。阿根廷的拉普拉多河，入海口有上百公里。我说你们阿根廷人什么都不用干，100年之后地球上最缺的是淡水，你们只要向中国人出口淡水就可以活得很好。阿根廷和巴西之间的伊瓜苏瀑布气势如虹，一泻千里。我们中国最大的瀑布，叫黄果树瀑布，去年到贵州开会，会议结束，当地的同志说安排大家去黄果树瀑布看看，我说挺好，还是小时候在年画上看过。当地的同志说，不过需要提醒一下，有可能没水，但也有可能有水。什么时候有水呢？领导来的时候放点儿水。 

　　1913年阿根廷和美国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人均GDP都在4000美元左右。100 年后的今天，美国人均GDP达到了4万8千美元，阿根廷仍在缓慢的增长和各种社会矛盾中挣扎。可见国家与国家长期的竞争，在于体制和机制。阿根廷的百年史，或许印证了经济学里一个著名的词汇，叫“资源诅咒”，有的时候资源过于丰富，反而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正在衰落的欧洲 

　　如果说上个世纪衰落的是阿根廷，那么这个世纪正在衰落的是欧洲。最近，网上刊载了一篇文章，列举了欧洲正在衰落的20个事实。为什么我们一直认为欧洲的衰落将成为一个趋势？前面我们分析过欧洲问题的三大因素，高福利主义，欧元困境，和全球化时代的竞争力不足。其中最为重要的非市场化程度太高造成的竞争力不足。除去国民性和资源等因素，一个经济体的竞争力依赖于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劳动力成本；二是创新能力。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过去十年中大致翻了三倍，但在相当多的领域中还是欧美的十分之一。在劳动力成本方面，欧洲比不过中国，也比不过巴西和印度。而创新能力又比不过美国，为什么？因为创新能力取决于社会的经济金融法律等体制的支持，而欧洲在这些方面的体制优势远不如美国。以金融为例，欧洲的金融体系严重依赖商业银行，资本市场不发达，带来的问题是创新能力严重不足。所以欧洲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生存空间受到两头的挤压，前景堪忧。这是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诸国从中长期来看最根本的症结。 

　　失落的日本 

　　日本经济存在着类似的困境，失去了20年，可能还要再失去20年。最近，安倍政府上台，搞了一个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但这并不是解决日本问题的真正办法。除了老龄化等社会问题以外，日本经济的最大症结是经济和金融体制的非市场化。近年来，日本的民意调查多次显示，日本已经患上“大企业病”[注58]，年轻人对未来工作的最大憧憬，不是东芝，就是索尼，至于到东芝和索尼去做什么，无所谓。如果大部分日本的年轻人，宁可到东芝索尼去扫地也不肯创业的话，那么这个国家是很难有希望的。日本的财政部长2005年到访证监会的时候曾经说过，日本金融的最大问题，就是商业银行占绝对主导，资本市场不发达，大企业和大银行捆绑式发展。企业出了问题银行就破产，银行出了问题企业就破产，破产后清理不良贷款，日本就花了12年。欧洲和日本还有一个重要的机遇，就是加强与中国经济的结合，所以，日本比起欧洲来说，还有一个优势，就是离中国近，我们“解放”日本比欧洲方便一点。事实上，中日之间技术和资金的互补优势是巨大的。日本如果能够出现真正的政治家，认清形势，不再热衷于短期的政治投机，对内推动市场化改革，对外促进中日友好，日本经济的衰退步伐才有可能真正停止。别的不说，2012年底，中国人均GDP超越了6000美元，13亿人有巨大的社会需求，其中的一小部分去日本旅游或休假一趟，日本的GDP增长率可能就立刻会由负转正。 

　　洗心革面的韩国 

　　不仅日本，韩国的问题曾经也很严重。朴槿惠 [注59]最近当选为韩国的总统，我们观察过去几十年中，韩国总统的结局似乎都非常不幸，不是坐牢就是跳崖，无独有偶，韩国大企业家的结局往往也很悲惨，为什么？英语里有个词儿叫Chaebol，借的是韩语的发音，专门指的是韩国财阀。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韩国经济和金融体系中，封建主义和非市场化因素很重，大企业、大财团和政治家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最后是害人害己。后来韩国走了一条脱胎换骨式的发展路径，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痛定思痛，走了一个比较市场化的发展道路。从金融体系来说，韩国摆脱了原来财阀主导的金融模式，出台各种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取得巨大进步，科斯达克[注60]成为了仅次于纳斯达克的全球第二大高科技板块，国际市场有评价认为韩国市场已经超越了新兴市场的阶段，进入了发达市场的行列。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三星超越索尼，并不偶然。我们在九十年代初去美国留学的时候，索尼是那时美国市场上皇冠上的明珠，三星还是垃圾产品，而今天三星已经全面超越了索尼，可见资本市场的发展对新兴产业的崛起有多大的促进作用。 

　　阿姆斯特丹的鲜花市场 

　　九十年代中期，我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学习，芝加哥号称是市场经济的堡垒，前后出过几十个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叫Sam Peltzman的教授，他没有得过诺贝尔奖，据说与之错失交臂，但他安之若素，非常平和。他曾经在课上讲到过，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鲜花市场，你要是看过这个鲜花市场，就能够理解什么叫做市场经济。后来九十年代末期我在伦敦工作期间，有一个周末专门飞到荷兰去看了这个鲜花市场，它叫 阿斯米尔鲜花拍卖市场[注 61]，号称有200个足球场大，还是室内的，确实是一眼望不到边。每天早晨开始，荷兰各地甚至欧洲各地的鲜花都源源不断地运到这个鲜花市场，下午四点拍卖开始，先拍卖郁金香。大家都知道荷兰式拍卖，比如说一束郁金香10荷兰盾，没人要就9荷兰盾，再没人要就8荷兰盾，直到有人要为止，这样，或许四点半的时候郁金香的价格就确定了，其他鲜花的价格则以郁金香为参照。也就是说，四点半的时候，所有鲜花的价格都全部确定。然后，这些鲜花被分装，打包，运往世界各地。第二天凌晨，在纽约的8点，这些鲜花会出现在纽约的街头，在伦敦的8点，这些花会出现在伦敦的街头，在东京的8点，会出现在东京的街头。它绝不会在伦敦的8点出现在纽约的街头，也绝不会在东京的8点出现在伦敦的街头。Peltzman教授问了一个问题，全世界有哪一个伟大的政府能够做到这点？恐怕没有。也就是说，鲜花市场中无形的手，鲜花市场中无数的参与者，在追逐自己利益的同时，把这些鲜花送到了它们该去的地方，而且准确无误。 

　　当然我们可以跟他辩论说，你不应该低估政府的作用，没有政府怎么能够保证航班准点到达呢？没有政府你怎么能保证鲜花在街上不被人抢劫了呢？这个鲜花市场的例子正好说明了政府和市场的不同定位，政府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但资源的配置主要要依靠市场。也就是说，我们要依靠鲜花市场中无形的手，把鲜花送到最需要这些鲜花的地方去；同样，我们也需要资本市场中无形的手，把中国的金融资源送到最需要这些资源的地方去，同时也使这些资金有机会获得最好的回报，这就是我们发展资本市场最大的要义。 

　　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无形的手和有形的手的分工，无形的手配置资源，有形的手维持社会秩序。如果有形的手想要多做一点，那就应该把重点更多地放在建设市场体系，提高市场效率，帮无形的手更好地发挥作用，而不是替代它。这正是今天中国所在的阶段，我们作为监管机构、作为政府部门，可以比美国做得做得更多、更好的地方，这样我们就有机会推动中国经济更快地发展。 

　　老子的智慧 

　　芝加哥大学还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教授，叫莫顿·米勒，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据说特别受朱镕基总理的推崇，每次来中国访问时朱总理都要和他会谈，他本人对中国也特别友好。我在芝大读书期间，业余的时间在读《中国通史》，看到了里面引述《道德经》里老子的话，“太上下之有知，其次亲而誉之，再次畏之，最次悔之”。这句话的意思大概是，最好的政府，就是老百姓大概知道有这么一个政府，次之的就是老百姓天天表扬这个政府，再次的就是老百姓害怕这个政府，最差的就是大家天天说这个政府不行。我看了以后告诉米勒教授，我们中国人3000年以前就知道了“小政府大市场”，这是所谓芝加哥学派 [ 注62 ] 最核心的经济思想。米勒教授感叹说，中国人真了不起。芝大毕业后，我来到华尔街，看到全球的资源每时每刻在瞬息万变的资本市场上交易，想起来老子的另外一句话，叫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才意识到，市场经济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小政府大市场，第二个是交换比较优势。没有交换，就不能发挥比较优势，也就没有专业分工，就发展不起来真正的市场经济，所以中国就一直是小农经济。当然，或许我们对古人的很多深思想不一定能完全理解，但无疑，我们的古人很早就开始探索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而市场经济最终也被证明为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规律之一。 

　　光的本质和政府市场之争 

　　人类社会认识这个规律的过程并不一帆风顺，过去的两百年中，经济学家们围绕政府和市场的争论从未停息过，英雄人物带着美好的理想，相继登上历史舞台，最终又黯然退去，很多还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不能说不是一种不幸。 

　　我记得在清华学物理的时候，印象非常深的是一个历史上关于光的本质的故事。400年以前，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开始了关于光的本质的探索，他认为光是粒子。同时期还有一个荷兰物理学家，叫惠更斯，提出了波动学，说光是波。牛顿是当时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院长，所以牛顿的粒子说很自然占据了主导地位。200年多以后，十九世纪，人类有了更加先进的仪器，发现了光有衍射效应。大家都知道，只有波才有衍射效应，所以这个发现一举推翻了牛顿的粒子说，确立了光的波动说。当时社会一片哗然，说牛顿这么伟大的物理学家，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又过了几十年，人类遇到了一个无法解释的物理现象，光电效应[注64]。最后，爱因斯坦给出了解释，并由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的解释是，光既是波，又是粒子，只是会在不同的环境下，表现出粒子和波的不同的特性。 

　　前一段时间，在研究期货市场历史的时候，读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注65]创立于1848年。突然想起，这一年，也正是《共产党宣言》[注66]发表的年份。这两件事发生在历史上的同一年，令人不胜感慨。事实上，在过去的100多年中，经济学家们相互的口诛笔伐，东西方之间的刀戈相向，人类所有的探索，不外乎是两件事情的纠结。第一，如何利用市场去释放每个人的潜能以推动经济的繁荣；第二，如何防止市场的过度自由带来社会的崩溃。 

　　小平同志最后说，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也需要有计划。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想起这句话，可能会觉得更有深意。而过去30年中，中国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正是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 

　　熵增加原理和金融体系演进趋势 

　　物理学里有一些非常著名的原理，例如物质守恒、能量守恒。但有一个变量是不守恒的，那就是熵，熵是自由度，也就是说，世界的自由度是不断增加的。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在一个封闭的容器里，中间有一个隔板，左边是浓度高的气体，右边是浓度低的气体，我们抽开隔板后，一定是浓度高的气体向浓度低的气体扩散，而不可能是反过来，为什么？因为这个系统要寻求均匀分布的状态，而均匀分布的状态是自由度最大的状态，也就是熵最大的状态。 

　　美国金融体系过去100年的演变，跟物理学的熵原理几乎是不谋而合。1913年美国股市和银行的存款比例大概是1：1，就是说美国大概有一半的资源配置在资本市场，一半的资源配置在银行。100年之后这个比例变成9：1，也就是说，美国90%的资源是通过市场来配置的，只有10%通过商业银行来配置。很多大的商业银行，像纽约银行，存贷业务的收入在所有业务中的占比已经不到20%，而JP摩根、花旗银行等则早就转向了投资银行。这其实也是一种必然，在资本市场上，每一个投资者都可以对所有标的进行投资，每一个融资方都可以向所有的投资者进行融资，所以资本市场相对来说实现了金融体系的熵的最大化，代表着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比尔·盖茨是个计算机专家，但他的一句话道出了现代金融的本质，他说，商业银行是二十一世纪的恐龙。这句话讲出了未来商业银行面临的挑战，一定要顺应潮流，致力于内部决策机制的进一步市场化，并加大中间业务的比重。 

　　我们应该认识到，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寻找一个平衡。我们同时还要认识到，这个平衡点的位置是变化的，或者说是漂移的。人类社会总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趋向市场，让更多的资源被市场配置。这也许会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但却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挑战苹果的年轻人 

　　去年我在北大的一次讲座中，提到过中关村(000931,股吧)的车库咖啡，那里每天有很多创业者在里面创业，还有很多风险投资家到那里投资。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呢？是一位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是他首先发现了这个咖啡馆，在《华盛顿邮报》上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标题叫《美国人应该真正害怕中国什么》。他说中国最可怕的，不是每年发多少论文，因为很多论文都是抄袭的，而是中国的年轻人们，开始走出校园，走向市场，开始创业。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过去的30年中，美国得以傲视天下的最大的秘密，是资本和科技的结合，而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发现了这个秘密。30年前，有两个年轻人，叫比尔·盖茨和乔布斯，他们刚刚走出校园，开始创业。今天中国的这些年轻人，和他们一样，也是刚刚走出校园，开始创业，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30年后的中国，会有中国的微软和苹果。 

　　或许不需要30年 

　　最近，我们有机会去中关村调研，看到了一家手机企业叫小米，几个创业者不算年轻了，四五十岁了，但除了他们，公司其他员工，全部都是年轻人。他们告诉我们，谷歌达到20亿美元的销售，花了6 年，facebook花了7年，苹果花了10年，而小米手机只花了2年[注69]。我想，只有在中国的这么一个阶段，有这么巨大的一个市场需求做后盾，才会有这样不可思议的成长。与小米类似的公司，遍布中国的各个科技园区里，可能还会有很多。 

　　到过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德国《明镜周刊》的记者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个地方能够超过硅谷，那就是中国的中关村。 

　　中国和印度 

　　世界上有人说，上个世纪是美国和阿根廷的竞争，这个世纪是中国和印度的竞争。当然，我们没有必要天天去和别人比较或者竞争，还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比较重要。但参照和借鉴一下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对我们自己也会有帮助。 

　　去年有机会去印度开了一次会，发现印度人对于中国非常关注。中印经济对话，讨论印度经济的时候，我们基本上说不出什么来，讨论中国经济的时候，印度人提了很多观点，很多说得还很到位。我当时很感慨，中国人是真不关心印度，印度人是真关心中国。中国人关心谁呢？中国人关心美国，天天盯着美国。 

　　印度这个国家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反差。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街道依然暴土扬尘，与非洲的乡间小路无异，但这样的国家却诞生过像泰姬陵那样精美绝伦的古代建筑；摩天大楼和窝棚可以相安无事；波音飞机几乎是从贫民窟上直接起飞。 

　　的确，这个国家有很多的问题，最突出的是基础设施很差，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它的很多优势，据说，印度工作人口的平均年龄只有25岁，而我们在35岁以上 [注70]；印度人英语非常好，跟西方发达世界的交流很顺畅；印度人在硅谷总体来说混得比中国人好，西方向印度转移高科技产业也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印度社会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社会心态比较平和。我们在相当于中国七十年代绿皮车的印度火车里与四个印度人换座位，对方全都是礼貌有加，让习惯了国内高铁里“宁可自己不舒服，也不能让别人舒服了”的国人心态的我们感慨万千：印度这个国家，物质文明是差了点，精神文明还可以。我想，最终，国与国的竞争，从长远来看，是机制的竞争，是文明程度的竞争，当然，这个文明程度是全方位的文明程度。 

　　改革与结晶 

　　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中国的崛起，需要两个30年。今天我们大致正好走过了第一个30年，刚刚开启第二个30年。前面30年依靠鞋子袜子纽扣和彩电冰箱的简单粗犷的发展模式已经过去，后面30年我们需要发展高科技产业、高附加值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而这些需要经济体制的深化，法律体系的完善，需要金融体系的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后面的30年的任务可能比前面30年更加艰巨。这应该也很正常，就像我们登山，越往后越累，消耗的能量越来越大，空气越越来越稀薄。我们怎样才能走好这后面30年？ 

　　在上大学的时候，学习物理化学的课程，结晶的过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结晶的时候，溶液中的一些分子开始聚集到一起，形成一个簇，或者说叫晶核，但这时候，这个过程是可逆的，有很多分子聚集过来，也有很多分子散开。但是一旦突破了某个临界点，晶核达到了一个临界体积，这个过程就成为不可逆了。我想，中国的改革、文明的进步、大国的崛起也都是这么一个过程，它需要我们每个人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共同努力，产生正向的持续的正能量，那么，在某个时刻，这些过程就会突破临界点，成为不可逆。 

　　小平同志还说过，如果我们能够走好这两个30年，我们就可以赶上中等发达国家。他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人口众多的中国对人类作出了贡献。 

　　经济改革的年代，能成就多少人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突破》一书出版后，在网上有不少的评论。我看到一位网友的评论，“经济改革的时代，会成就多少人”。他的这句话，可能是在问问题，也可能是感慨。 

　　我回忆起当初在翻译《伟大的博弈》的时候，里面关于美国历史上三个人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个人叫梅隆，是一个爱尔兰的小伙子，十九世纪末期，移民到了美国匹兹堡，那时可能还是比较一个荒蛮的地区。他具有非凡的伯乐相马的天赋，有了第一笔钱后，就贷给了另外一位年轻人，这位年轻人刚刚开了他的钢厂，他的名字叫卡耐基，后来成为了美国的钢铁大王。他还投资于一个焦炭厂，焦炭厂的厂主是叫弗里克，后来成为了美国的焦炭大王。而梅隆自己，后来成了美国的金融巨子，连续做了三届美国政府的财政部长。他们的历史渊源还不止于此，卡耐基和梅隆后来共同捐献了一座大学，叫卡耐基梅隆大学，弗里克和梅隆的妻子分别是对方介绍的，所以成了终身不渝的朋友。这个故事听上去让人唏嘘不已，一个小小的匹兹堡，为什么能够同时成就了三个巨人？似乎很偶然，其实并不偶然：第一，匹兹堡发现了铁矿；第二，匹兹堡发现了煤矿；第三，铁矿和煤矿的开发需要金融的支持；第四，最重要的，他们都生活在一个时代，美国的重工业化时代，那是一个一日千里轰轰烈烈的时代。一个伟大的时代，必然要产生伟大的人物。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同样激动人心，或者更加激动人心的时代。 

　　两年前的一天，在小区里看到一个小孩子油画班招生的广告，把孩子送过去学画，发现是三位刚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创业开办的。问了一下，他们好像并不都是美术专业的，有的原来还是学教育的。他们的教法是模仿国外的一种教法，例如要画雪景，就让小孩子看很多雪景的照片，然后说，不许看了，现在开始自己画，画出来是什么？印象派。这个教法很有意思，孩子们画出的画也很有点印象派的意思。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天才，需要的是发现和启迪。但是小区里的租金不菲，看到三位创业者一共只有四个学生，很替他们的创业前景担心。一年以后的一个周末，陪同孩子去参加他们油画班的野外写生，放眼望去，多少个学生？70个，今天已经超过了100个。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13亿人，轰轰烈烈地走向繁荣和富裕，走向现代化。我想，一个人，在任何一个领域，只要有一点点比较优势，非常专注，坚持下去，做到中国前100位，一定是亿万富翁，因为社会的需求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回答前面这位网友的问题，经济改革的时代，会成就多少人呢？答案是，会成就很多人。任何人，只要他全身心地参与到经济改革的进程中去，推动改革、努力耕耘，时代是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回报他的——我想把这句话送给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同志。